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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7年3月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场大型集会上将当下的德国与纳粹时期相提并论:“我以为纳粹时代在德国结束了,但我看到它仍然在持续。”这一番言论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8日会见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纳粹的类比触犯到了德国的红线。土德之间近来冲突不断,2月,拥有德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德国《世界报》记者于杰尔在土耳其被逮捕,3月,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格、外长恰武什奥卢原计划访德时参加的两场集会被取消。埃尔多安用纳粹的类比来抨击德国取消集会的行为,他的激烈言论更是严重伤害了本已龃龉不断的土德关系,土德友谊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德土耳其移民与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土耳其和德国互戳“痛处”

在一年前,土耳其和德国还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通力合作,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2016年3月18日,欧盟与德国达成了关于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历史性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有:实行“一对一原则”,欧盟每向土耳其遣返一名难民,就要接受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土耳其对试图入境欧洲的难民进行筛选和审查,加强安保措施,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土耳其劳工市场,作为回报,欧盟向土耳其提供30亿欧元的援助,欧盟对土耳其公民免签证,双方将加速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作为欧盟的领袖,德国的态度对协议的达成至关重要。协议很快也起到了成效,2016年4月入境德国的难民数量只有3月的七分之一,这对深受难民困扰的德国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似乎土德关系也将向着更好的方向继续发展。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土耳其和德国分别戳到了各自的“痛处”。德国戳到的土耳其痛处是亚美尼亚问题。亚美尼亚问题一直是土耳其国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2016年6月2日,德国联邦法院将亚美尼亚人在一战期间的大批死亡正式确定为种族屠杀*,此举引发土耳其的强烈不满,土耳其紧急召回驻德国大使,总理耶尔德勒姆称德国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次日,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外爆发游行示威,示威者向德国大使馆投掷了鸡蛋,土德关系逐步下行。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埃尔多安政府对政变的处理戳到了德国的“痛处”:在德土耳其人问题。大致从1960年代开始到1973年石油危机为止,缺乏劳动力的联邦德国开始从土耳其输入劳动力,土耳其劳动力为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70年代后,土耳其妇女纷纷前往联邦德国,实现家庭团聚,在联邦德国的土耳其人社群越来越大。目前,在德国生活有400万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在柏林、科隆、杜伊斯堡等地形成了有规模的土耳其社区。这些移民往往处于社会中下层,难以融入德国社会,与母国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仍然是虔诚的穆斯林,时常前往清真寺,而德国有700多座清真寺属土耳其宗教事务部(Diyanet)管理。从1981年开始,这些清真寺的教职人员都要经过土耳其批准才可以任职。庞大的移民群体能够对土耳其政治产生相当影响。例如1971年土耳其发生“备忘录政变”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国家秩序党的领袖埃尔巴坎就流亡德国,获得了在德土耳其人的支持,埃尔巴坎后来成功翻身,在90年代出任总理,德国最大的伊斯兰教非政府组织“德国伊斯兰联盟”与其一直关系密切。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AKP)一向重视扩大在德土耳其人中的影响,如“欧洲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同盟”就是正发党在德国拉拢在德土耳其人的组织。在德土耳其人大部分都支持埃尔多安,2011年埃尔多安访问德国,受到当地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2015年土耳其议会大选中,埃尔多安在保留土耳其国籍、拥有投票权的140万在德土耳其人中拿到了59.7%的选票,高于其在本土和其他国家移民中的得票率。

未遂政变发生后,在德土耳其人很快卷入其中。欧洲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同盟于2016年7月31日在科隆组织了4万人参与的支持埃尔多安大游行。德国对此十分警惕:在德土耳其人本来就因为融入不畅而成为德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如果这些人更深地卷入母国内政,可能给德国带来更多的麻烦。德国拒绝了埃尔多安向科隆游行者发表视频讲话。8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土耳其裔德国公民忠于德国,29日默克尔再次要求在德土耳其人“不要将土耳其境内的冲突转移到德国”。

但是埃尔多安政府反而加强了对在德土耳其人的工作。未遂政变被挫败后,土耳其国内基本上已经没有能真正制衡埃尔多安的势力,埃尔多安决心推进修宪工作,将现行总理制改为总统制,这样埃尔多安就很可能掌权到2029年,也就是跨越土耳其建国100周年(1923-2023),埃尔多安将成为仅次于“国父”凯末尔的土耳其共和国史二号人物。

为了保障修宪公投能通过,保住在德土耳其人这一票仓是必需的。修宪公投定于2017年4月举行。进入2017年后,正发党的政治人物试图在冲刺阶段巩固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土耳其人对修宪的支持。司法部长博兹达格、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都试图在访问德国时在民众机会上进一步争取在德土耳其人投票赞成修宪。

修宪前夕,正发党高层频繁到访是德国和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土耳其人在修宪问题上分化明显,正发党高层访德可能导致在德土耳其人因修宪问题产生内部冲突,对德国的安全稳定不利。大概基于这种考虑,3月2日,德国拒绝博兹达格参与在加格瑙市举行的集会,次日加格瑙市政府遭到炸弹威胁。博兹达格被拒绝后,埃尔多安在5日发出了前述“纳粹”言论。3月6日,汉堡市以消防安全措施不达标为由,取消了恰武什奥卢原定参加的集会,恰武什奥卢在汉堡土耳其领事馆的阳台上对支持者发表讲话,指责德国“系统性”阻拦土耳其官员访问德国。土耳其政治家的活动加剧了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也让土德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穆斯林移民问题日益严重且又面临本国大选的大背景下(尽管卷入冲突的穆斯林很少是土耳其人),土耳其政治家的活动更加剧了欧洲国家的担忧,尤其是不敢向强硬的土耳其让步。

欧盟准入承诺与作为挡箭牌的“自由、民主、人权”

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向来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大外交议题。土德关系也不例外。土耳其想加入欧盟,就必须迎合西方国家制定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也就会面临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各种指手画脚。土耳其从1980年代开始试图加入欧盟,在许多方面已经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比如土耳其使用欧洲生产标准,但是欧盟国家始终以各种理由拒绝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想加入欧盟而不得,这成为了土耳其与欧洲,特别是土耳其与德国之间屡次上演的“肥皂剧”。

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以前总理达武特奥卢论述的“新奥斯曼主义”为外交指导,力图在西亚、北非扩大影响,发展土耳其的“战略纵深”,遂在与欧盟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冷不热的局面。2016年3月关于难民问题的历史性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在安置和管理境内300多万叙利亚难民上表现出色,尤其与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观上缓解了欧洲国家遇到的压力。土耳其似乎也迎来了加入欧盟的新曙光。但是,欧盟国家并没有兑现给予土耳其公民赴欧洲免签证的承诺,对土耳其在这方面的催促和不满也置之不理,让土耳其很是受挫。

未遂政变之后,欧洲国家再次大打民主人权牌,指责埃尔多安政府的行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希望再次破灭。2016年7月15日政变企图被平息,政变后传出了土耳其可能恢复死刑以惩罚政变主要参与者的消息,7月18日德国政府发言人赛贝特表示德国坚决反对土耳其恢复死刑,21日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要求埃尔多安政府不要对反对派进行政治迫害。尽管面临来自外界的压力,但是埃尔多安政府仍然在国内开展了大清洗,大量军官被拘捕,数万名教师被停职,大清洗还涉及司法等方面,目前,土耳其未遂政变后“清洗”波及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埃尔多安政府的大清洗引发了德国等欧洲国家更大的不满。

2016年9月5日,“德国之声”电台采访土耳其青年与体育部长基里克,采访过程中记者言辞激烈,提到了未遂政变等敏感问题,采访结束后基里克直接让工作人员现场没收了采访录像带,这又引发了土德之间的一场口水战。11月4日,埃尔多安指责德国庇护居伦运动成员(德国拒绝了土耳其引渡居伦运动成员回国的要求),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德国确实是库尔德人较为活跃的地区)。11月29日,默克尔表示反对土耳其就加入欧盟开展新的谈判,本轮土耳其的入盟进程到此结束。消息传出,土耳其里拉暴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土耳其金融部门有丰富的面对突发情况的经验,因此政变后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毕竟土耳其的“银弹”有限,年底入盟进程失败后,土耳其金融部门无法第二次阻止里拉的暴跌,土耳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入盟进程失败不代表土德之间关于民主自由等问题的冲突暂告段落。2017年2月14日,拥有土耳其和德国双重国籍的德国《世界报》驻土记者于杰尔被捕。土耳其警方声称,于杰尔涉嫌参与恐怖组织。于杰尔被捕的消息传来,引发德国全国性抗议,2月28日,德国召见土耳其驻德大使,抗议于杰尔被捕。土耳其则指出德国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抗议于杰尔被捕,一方面阻扰土耳其政治家访德时发表讲话。恰武什奥卢在3月7日的演讲中指出:“请(德国)停止尝试教我们关于人权和民主的事情!”

当然,埃尔多安政府加入欧盟向来是三心二意,土耳其也确实在很多方面没有满足欧盟的入盟标准——比如土耳其存在库尔德分离运动的问题,这是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之一。人权民主与加入欧盟的“肥皂剧”已经上演了很多次,但是本次入盟进程,是在关于难民的历史性协定签订之后开展的,土耳其认为自己握有“难民牌”,可以与欧洲国家进行交易,然而德国等欧盟国家没有履行免签证等承诺,让土耳其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受到了伤害,言论自由议题又是在修宪前夕展开的。特殊的时间点是本季肥皂剧与众不同之处,也让未来土德关系的修复更加困难。

崛起的土耳其如何重塑对外关系

一百多年来,德国一直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19世纪末,由于英国和法国加剧渗透中东,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建立亲密关系。一战时期,双方并肩作战,德国直接派出军官指挥土军的部分部队。二战期间中立国土耳其顶住盟国压力,坚持向德国出口铬等战略物资,为了配合德军在东线战场的行动,土耳其在高加索调集重兵牵制苏军,直到1945年2月,土耳其才对德国宣战。战后土耳其输送的廉价劳动力又为联邦德国的经济起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德国长期是土耳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土耳其和德国间存在历史、经济、心理上的多方面牵绊,这是土美关系都难望其项背的。但是在双方的交往史中,土耳其始终处在弱势一方,土耳其发展对德关系是为了获得安全保护,加速现代化,解决国内人口过剩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土耳其依赖德国。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发党政府成功实现了土耳其经济的起飞,加上中东乱局凸显了土耳其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土耳其影响力显著增强,在与德国等欧洲国家打交道时,有了更大的底气——现在不仅是土耳其需要德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特别需要土耳其扼守欧盟的“南大门”,缓解难民危机。埃尔多安对德国的一系列言论,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崛起的土耳其谋求重塑对外关系的表现,这种对外关系的重塑不仅体现在土德关系的波动上,也体现在未遂政变以来土美、土俄、土以甚至土伊(朗)关系的变化上。达武特奥卢虽然辞职了,但他的“新澳斯曼主义”战略仍然是最符合土耳其的新认同的。

对于德国等欧洲国家来说,土耳其是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尤其对德国来说,它是欧盟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维持欧盟的最大受益国,在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令欧盟自身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德国需要更多的建设性力量来维系欧盟,让土耳其处在欧洲一体化的轨道上符合德国的利益。但毕竟土耳其与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很多方面相差甚远,土耳其完全融入欧洲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后,由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德国对土耳其的内政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如果德国等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过于强硬,反而会强化埃尔多安强权政治反抗者的形象,让使其在政治上继续得分,正发党的政要虽然未被允许进入欧洲多国从事政治动员,但是,对埃尔多安党人来说,他们在欧洲的政治活动受挫并不见得就是坏事,他们当前也正在利用这个局面大打“悲情牌”,土耳其国内外的支持者更是表现出高昂的斗志。面对土耳其的新形势,德国抱有的是矛盾和复杂的心态。可以预见的是,虽然双方的友谊面临诸多挑战,但各方面的紧密联系让土德关系也不可能直接下滑到冰点。

注释:1915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同协约国(The Triple Entente)合作,作为同盟国(The Triple Alliance)一方的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进行报复,将大量亚美尼亚人强制迁往黎巴嫩等地,亚美尼亚人在路途中大量死亡。亚美尼亚宣称奥斯曼土耳其有意识地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造成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俄罗斯、法国等国家也都先后通过法令或是发表声明,承认这是一次种族灭绝。但土耳其共和国始终不承认其进行过有意的种族屠杀,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帕慕克就因为承认100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而在2011年出庭受审。

(本文节选版曾刊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7期;作者陈功为盘古智库土耳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昝涛为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来源陈功、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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